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总是充满着历史意义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绝密行动，是由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3人共同决策的民间配资公司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至于他们中间是谁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这件事，一度众说纷纭。
多年后，一位名叫张根生的人公开过一件往事，是华国锋1999年与他交谈时讲述的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经过，两人是多年好友，张根生曾主政吉林省，他的话有着较强的信服力。
在张根生口中，华国锋简单描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：
1976年是时局极为艰难，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行径也变得越发疯狂，就在毛主席病逝后，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秋桥亲自下到某坦克师策划阴谋活动，此人正是张春桥的弟弟，此外，位于上海的“四人帮”党羽还给当地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。
鉴于难以扭转的不堪局面，华国锋于9月11日来到李先念家中密谈，明确提出“‘四人帮’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”这样的论断，此行就是希望李先念能够亲赴西山同叶帅交流看法、沟通思想。
在此之后，几位中央领导人多次进行谨慎、低调的交流，在此基础上开始严密的策划、准备工作，最终才得以促成迅速且无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惊天行动。
除了张根生在回忆中证实华国锋是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中央领导人，在李先念、吴德等领导人乃至3位当事人的回忆中，对于这一事实的观点都是一致的。
总结来看，从1976年9月11日开始，华国锋一方面委托李先念联络叶帅，一方面与汪东兴进行秘密商议，以此形成“华国锋—叶剑英—汪东兴”这一铁三角，也是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核心力量。
至于华国锋因何成为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领导人？在笔者看来，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，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。
首先是华国锋如此起心动念的大前提，也就是他对“四人帮”真实看法的形成，是在他进入党中央工作后直到出任代总理，越发清醒地认识到这群宵小之徒妄图篡党夺权的本质。
其次是华国锋对自己受命于危难之时、多事之秋的看法，他清楚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，必须要与“四人帮”斗争到底，他还清楚地认识到，想要最终夺取胜利，一定离不开叶帅等老革命的支持与帮助。
有了这两项前提条件，注定华国锋做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决定只是时间问题，至于时间早晚，恰恰与“四人帮”当年越发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死有关，当时发生的几件事的确挑战了华国锋的底线。
其一，9月10日晚上，王洪文带领2名秘书在中南海紫金阁架起17部电话，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妄图切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与全国的联系，由“四人帮”取而代之发号施令、指挥全国。
其二，毛主席病逝后，江青立即找到张玉凤索要主席保险柜钥匙，还自作主张拿走了几份文件。
其三，江青向华国锋提议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，一边不允许叶帅参加、一边要求毛远志出席，身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居然连会议内容都不知道。
那段时间里，江青一伙人在诸多问题上与华国锋纠缠不清，可他们注定想不到，表面上看起来良善可欺的华国锋，实则早已在暗中布局，只待收网那一刻的到来。
在华国锋后来公开的其他回忆中，从毛主席病逝到9月18日护送遗体至“769”保护室，他一直没有回家，就在他回家休息后，叶帅闻讯很快来到东交民巷15号院，两人见面后，华国锋说了一番极为重要的话。
“我们和‘四人帮’的矛盾只能采取断然措施，把他们抓起来，隔离审查，然后公布罪证！”
这句话也足以证明，华国锋是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中央领导人，对此，他还多次强调，这句话只能也必须由他先说出口，再度说明华国锋当年力挽狂澜的决心与气魄。
此外，推动华国锋做出行动安排的幕后推手，还有当时的中办副主任李鑫，“四人帮”于10月4日发表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可谓夺权信号，就是他率先向华国锋、汪东兴做出警示，最终促成粉碎“四人帮”这一历史事件。
如今回看，与其说华国锋的“首倡”是偶然民间配资公司，不如说，历史选择了他，从行动发起到策划、执行，他都必须是第一领导者，责无旁贷也当之无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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