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总是充满着历史意义,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绝密行动,是由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3人共同决策的民间配资公司,这是不争的事实,至于他们中间是谁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这件事,一度众说纷纭。
多年后,一位名叫张根生的人公开过一件往事,是华国锋1999年与他交谈时讲述的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经过,两人是多年好友,张根生曾主政吉林省,他的话有着较强的信服力。
在张根生口中,华国锋简单描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:
1976年是时局极为艰难,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行径也变得越发疯狂,就在毛主席病逝后,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秋桥亲自下到某坦克师策划阴谋活动,此人正是张春桥的弟弟,此外,位于上海的“四人帮”党羽还给当地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。

鉴于难以扭转的不堪局面,华国锋于9月11日来到李先念家中密谈,明确提出“‘四人帮’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”这样的论断,此行就是希望李先念能够亲赴西山同叶帅交流看法、沟通思想。
在此之后,几位中央领导人多次进行谨慎、低调的交流,在此基础上开始严密的策划、准备工作,最终才得以促成迅速且无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惊天行动。
除了张根生在回忆中证实华国锋是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中央领导人,在李先念、吴德等领导人乃至3位当事人的回忆中,对于这一事实的观点都是一致的。
总结来看,从1976年9月11日开始,华国锋一方面委托李先念联络叶帅,一方面与汪东兴进行秘密商议,以此形成“华国锋—叶剑英—汪东兴”这一铁三角,也是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核心力量。
至于华国锋因何成为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领导人?在笔者看来,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,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。

首先是华国锋如此起心动念的大前提,也就是他对“四人帮”真实看法的形成,是在他进入党中央工作后直到出任代总理,越发清醒地认识到这群宵小之徒妄图篡党夺权的本质。
其次是华国锋对自己受命于危难之时、多事之秋的看法,他清楚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,必须要与“四人帮”斗争到底,他还清楚地认识到,想要最终夺取胜利,一定离不开叶帅等老革命的支持与帮助。
有了这两项前提条件,注定华国锋做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决定只是时间问题,至于时间早晚,恰恰与“四人帮”当年越发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死有关,当时发生的几件事的确挑战了华国锋的底线。
其一,9月10日晚上,王洪文带领2名秘书在中南海紫金阁架起17部电话,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妄图切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与全国的联系,由“四人帮”取而代之发号施令、指挥全国。

其二,毛主席病逝后,江青立即找到张玉凤索要主席保险柜钥匙,还自作主张拿走了几份文件。
其三,江青向华国锋提议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,一边不允许叶帅参加、一边要求毛远志出席,身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居然连会议内容都不知道。
那段时间里,江青一伙人在诸多问题上与华国锋纠缠不清,可他们注定想不到,表面上看起来良善可欺的华国锋,实则早已在暗中布局,只待收网那一刻的到来。
在华国锋后来公开的其他回忆中,从毛主席病逝到9月18日护送遗体至“769”保护室,他一直没有回家,就在他回家休息后,叶帅闻讯很快来到东交民巷15号院,两人见面后,华国锋说了一番极为重要的话。
“我们和‘四人帮’的矛盾只能采取断然措施,把他们抓起来,隔离审查,然后公布罪证!”

这句话也足以证明,华国锋是最先提出解决“四人帮”的中央领导人,对此,他还多次强调,这句话只能也必须由他先说出口,再度说明华国锋当年力挽狂澜的决心与气魄。
此外,推动华国锋做出行动安排的幕后推手,还有当时的中办副主任李鑫,“四人帮”于10月4日发表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可谓夺权信号,就是他率先向华国锋、汪东兴做出警示,最终促成粉碎“四人帮”这一历史事件。
如今回看,与其说华国锋的“首倡”是偶然民间配资公司,不如说,历史选择了他,从行动发起到策划、执行,他都必须是第一领导者,责无旁贷也当之无愧。
五八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